自办的黑板报

　　他常常面对墙上的福字陷入沉思

　　有过同样的担心的还有岳山(化名)。

　　岳山把每天的乐趣放在了习艺培训上。在精巧的手工过程中，他找到了一种成就感的满足。

　　郭晓明副所长告诉记者，所有男性患有艾滋病的戒毒人员，全部被送到这里，实行单独管理、单独操练、单独劳动、单独作息。

　　听到那个消息，他觉得“人生完了”

　　之前，岳山的成就感在于幻梦之中，一针海洛因进入静脉，血脉扩张，上升到颅顶，那种飘飘然的快感让自己沉醉并不能自拔。

　　34岁的岳山，已经像43岁的中年人一样憔悴。眼睛无神，嘴唇尖薄得令人害怕。

　　他至今未婚，溺爱他的父母和姐姐只能一次一次得用钱来满足他唯一的快感。

　　吸毒后，他离开了贵州贵阳一家大型集团公司的驾驶岗位，到处打工，支撑那每次一袋300克的白粉。

　　岳山形容去年那一刻，是“噩耗”。

　　在经过一段时间强戒以后，他决定离开贵阳，听说义乌有钱挣，就坐上火车往东。在经过一个月的零工漂泊之后，很快，他找到了一份制作饰品的活。

　　他请记者相信，自己选择一个新环境，确实是为了脱离毒瘾环境，但在义乌有了稳定的收入之后，通过老乡，他打听到在义乌机场北面的村子里，有“货”。

　　似乎嗅到了那熟悉的诱人的香味，他熟门熟道地进入机场背面的那个村庄，这里像极了著名漫画大师弗兰克?米勒之笔下的《罪恶之城》，似乎永远没有白天，在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坐在暗处，放肆地用鼻子吸食，用别人递来的共用针孔扎入身体，体验久违的快感。

　　也是在村里，他被派出所民警抓捕，随即送往金华强戒所。

　　去年7月13日，他所说的“噩耗”到来。民警告诉他，“你被确诊患有艾滋病”。

　　一个月的错愕之后，他被带到了这里。该所一位国家级心理咨询师称，艾滋病学员一经检测并得知自己的确诊结果后，往往会受到巨大的心理冲击，通常会出现否认、怨恨、妥协、抑郁和接受等阶段。

　　朋友的离弃、亲人的决裂，已经因为吸毒造成，而感染艾滋病，“使原本就脆弱的心冰凉到了零点”，岳山承认，那个时候，他怀着仇恨与抵触的心理面对劳教民警。

　　艾滋病专管中队倪中队长很熟悉这位一进来时语言孤僻、行为怪异的贵州人。为了治病救人，他和干警自然不厌其烦地开导谈心。

　　岳山的心理冰山开始融化。一次交谈中，他一改常态主动地问管教民警：“为什么你们如此关心我，我是艾滋病人。”

　　民警回答，我们都是社会的一员，你也是。

　　戒毒所向其家人隐瞒了他的艾滋病情况，以便他回归社会时不被歧视，没有更大的心理负担。

　　在这里，重新找到了单纯的快乐

　　在4号楼，岳山到底过得如何？

　　岳山在这里，麻木的情感开始升温。

　　413，他的房间。床头墙面贴有福字，这个福字是过年戒毒所联欢时留下来的，他说，这是为所有同伴祈福。蜷缩在床上的时候，他会经常看着这个福字发呆。

　　在这里的，之前都在公安部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强戒，毒瘾是不大会犯的，但艾滋病的心结如何去解开？

　　岳山说，这里对于外界是神秘的，也许有人会认为这里的一切似乎与“脚镣”、“体罚”有关，但他想告诉怀疑论者，这里充满了温情，而且可以改变你对人生观的判断。

　　许多刚来这里的艾滋病戒毒人员，不仅厌世，更有比厌世还痛苦的绝望感。表现在不愿意与人接触，会互相挑衅，不积极锻炼。

　　岳山初来时也是这样，据戒毒所里一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介绍，他一开始显得很孤僻、不合群，特别是得知自身已经被HIV感染后，晚上经常迟迟不能入睡，影响其他戒毒人员休息，与其他戒毒人员发生争执，互相推打，事后民警对其批评教育，反应异常强烈，不服管教等适应不良的多种表现。

　　刚入所，没有亲人会见，个人帐上也没钱了，特别是自己在得知被感染上HIV病毒后更是感得自己的人生完了，在入所收治之初就处在一个麻木的生活状态。

　　反复开展的心理咨询之后，岳山逐渐平静了下来，至少不对生活麻木，他也经常给自己暗示：“我还活着，我要出去。”

　　戒毒所每月给他们发一些零花钱，岳山会去戒毒所里的小卖部买一些牙膏等用品，当然，这些钱，对于在外面的他，还不及1/3袋毒品，但在这里，足够了。

　　一年多的心情从伏到起，岳山越来越快乐，高兴地时候，他会将过节分来的苹果送给邻床的小伙子，甚至几个男人躺在床上来上几段“黄段子”偷着乐。

　　情绪越来越好，岳山说，这有赖于王副大队长和他的同事们。

 

戒毒人员都住下铺，以免意外摔伤

　　“被抓破脸”

　　在一次与艾滋病戒毒学员的较量中，王副大队长“一战成名”。

　　2008年11月28日早上8点，时任艾滋病专管中队长的王副大队长照例巡查，发现艾滋病戒毒学员陶刚(化名)不服从管理，不起床，他上前去劝导，陶刚猛地一个翻身，用手狂抓警官，后者脸部被抓破，鲜血直流。

　　这也是该所队两起“流血事件”之一。

　　被抓破了脸的民警，回到家里才感到后怕

　　王警官被立即送往了省疾控中心，服药阻断病毒，接受检测。结果乐观，王警官迅速赶回了中队，“想法很简单，我如果不露面了，学员间就会传，中队长都怕了，以后管理更难了。”

　　而陶刚更慌了神，“糟了，不死也要脱层皮。”

　　事实并非陶刚的想法，王警官严厉地批评陶：“你已经违法了，再不服从管理，你的后果会是怎样？”留给陶刚一个问号。

　　而50多号人的中队，迅速对“黑脸队长”及管教民警肃然起敬，至今未再发生“挑衅”事件。

　　王警官说，回到家里，感到后怕，但不敢告诉家人。

　　之后数月的几次检测，均告无恙后，王警官和同事、领导都放下心来。也因为连续在艾滋病专管中队一线的努力，他被司法部评为全国监狱劳教工作模范个人。

　　第二起“流血事件”发生在去年夏天，一名艾滋病戒毒人员在洗漱间不慎跌倒，前额重重地撞在水池边上，血流不止，地上也一摊子血迹，值班的民警小龚一个箭步上前，先用白毛巾按住伤口止血，随后于同事一起将该戒毒人员送到所医院包扎，小龚面对感染艾滋病的担心，一笑了之：“这些常识我都懂，当时事态紧急，人命关天，管不了这么多了。”

　　一线劳教民警的“职业暴露”风险很大，不能有万一，压力很大。许多管教民警还瞒着家人，也不敢告诉朋友自己的具体职业。

　　流传在管教民警嘴里的一句话来自一名学员，却也实在地反映劳教民警的工作性质：“我是有期的，你们是无期的。”

　　九名干警，六个已婚。夫妻间尽量避免谈论工作的话题，去年，孟警官女朋友知道了他工作性质后，闹了别扭，感情越来越淡，之后分手。85年出生的徐警官，也谈了女朋友，但还没敢向女朋友“交代”与跟她每天相处时间一样长的自己直接管理的对象。

　　新一届所党委班子成立后，更加高度重视和关心专管中队民警，帮助他们切实解决工作、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在征得省劳动教养管理局党委的同意后，在职务晋升、评先评优、疗休养、岗位补贴等方面给中队管教民警以“特殊”的待遇。

　　年轻的管教民警们同样期待被认同

　　事实上，有许多民警是主动要求进入该中队的。现任中队长倪展文即是其中一位。他说，数年前，自己哪怕夏天，都要带着面罩见戒毒人员，每天洗手20多遍。

　　“这可以理解，谁都担心。”随着常识的增进，以及与戒毒人员的交流熟悉，慢慢地放下包袱，9名中队干警全部脱掉防护服，直接面对面零距离管教，“除去睡觉和午休时间，每天至少12个小时与他们在一起。”

　　为了不出现一起事故，劳教民警想了许多办法。甚至不讳言“耳目”，在这个小圈子里，也有“帮派”，以来自地域划分，一次，两派有点矛盾，很可能演化为斗殴。“耳目”迅速传来情报，中队民警迅速分开两拨人谈话，将“火药”熄灭。

　　在中队，民警重点考虑地是艾滋病劳教人员在“4号楼”因思想情绪不稳可能进行的自伤自残或者自杀事件，对铁器的检查特别细，一个可佐证的细节是，在每次用餐之后，民警会严格清点汤匙的数量，严格收回。

　　这个中队很特殊，“一流血，后果不堪。”倪中队长说。

　　在某种意义上，与艾滋病患者同样期待不歧视、被认同的，还有倪展文这样的默默无闻的管教民警们，他们平均年龄仅仅27.7岁。

　　李孟春所长说，这些管教民警像极了荧屏上热播的间谍战中的“地下工作者”，因为这是他们心中深藏着“不能说的秘密”。

平时会进行习艺培训

　　浙江经验正在被复制

　　去年“12.1”国际艾滋病日，省司法厅党委委员、省劳动教养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吉永根专程到省强制隔离戒毒所慰问艾滋病专管中队全体民警、看望艾滋病戒毒人员，并询问了艾滋病戒毒人员的生活、学习、医疗情况，并勉励他们要好好接受教育矫治，树立积极健康的心态，增强生活的信心。

　　在4号楼，伙食标准比一般常规学员要高，医疗全部公费，病发后免费服用药品，解除劳教后还可获得300至500元不等的路费。

　　一周还有两天休息，这个时间学员们可以通过挂在墙上的一部蛋黄色的“亲情电话”与家人报平安。

　　但“艾滋病”，是电波里唯一被过滤的关键词。对其社会关系网，省强制隔离戒毒所采取了“隐私保护”。但对具体学员，则进行了应该的公开告知。

　　2003年，“双公开”的大胆举措

　　2003年12月8日，浙江正式收教第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我省一位不愿意具名的派出所民警回忆，那时候戒毒人员是被“五花大绑”送到这里。

　　他们以为自己有艾滋病，犯了事会被放走，万万没想到要劳动教养。

　　当时处境确实尴尬，其时，艾滋病犯罪是个新课题，一开始全国不成文的做法是，因犯罪抓获的艾滋病人，一律刑拘后放掉，由于艾滋病犯罪一段时间的猖獗，之后对这一群体采取了收押服刑，但也是不公开，直接混合管理。

　　双公开对应的，是“盲管”。不单独集中管理，会出现许多潜在的威胁。比如同性恋、打架会不会传染到其他服刑人员？

　　2003年起，浙江劳教场所第一个开始单独集中管理，并“双公开”。当年，一份由省政法委等7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当前打击处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违法犯罪活动的意见》出台。

　　所谓“双公开”，即通过初检复检确诊为艾滋病患者的戒毒人员的，第一时间由所队或疾控专家面对面通报病情；另是对场所内管教民警和其他服刑人员公开，这里有艾滋病患者。

　　而艾滋病患者，被充分告知后，自己也有个接受过程，在接受中，民警给予人性化管教，增强其生活的自信。

　　握握手，你也能给他力量

　　罗爱民政委对记者说：“在管理这个特殊群体的过程中，专管中队民警的确不容易，承受着职业暴露、家人担心受怕、他人的困惑疑虑乃至冷嘲热讽等多重压力，但中队民警做到不歧视、不放弃、不抛弃，在生活上关爱他们，从精神上鼓励他们，帮助他们重塑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李孟春所长接过话茬说：“戒毒人员送到所里后，首先进行艾滋病初筛检测，对被确诊为艾滋病感染者的戒毒人员，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向其本人告知。每年还邀请疾控中心专家给艾滋病戒毒人员举办艾滋病防治专题讲座，组织医务人员为他们检查身体，发放一些慰问品。”

　　浙江经验正在被复制，全国越来越多的省份来学习，并开始对这一特殊群体单独管理。

　　劳教民警们更希望全社会形成共识，用“心”参与预防艾滋病的工作，让飘动的红丝带连接你我、牵动世界，让这个特殊群体在没有歧视的环境中受到应有的尊重、享受生活带来的乐趣。至少社区里碰到了一位认识的艾滋病感染者，你愿意伸出手与他(她)相握，并给予他(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