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意融融的包厢内，没有宣传布景，也没有摆放整齐的桌椅，“听众”随意地围坐在饭桌旁，看着投影在墙壁上的防艾文字和图片。每个人都很专注，生怕错过了某个细节。

　　画面中出现师洋——一个已故艾滋病感染者的照片，原本安静的会场传出感叹声，“他很帅啊！”“我还去医院看过他呢，一个月不到人就没了”……当看到一个拥有阳光笑容的小伙子，变成病床上枯槁的身形，最终年纪轻轻就染病离世时，在场的人表情都凝重起来，因为他们从事的正是与其相似的高危行业。

　　“如果感染者不戴套，可以性行为吗？”“那绝对是高危行为。”得到宣讲人肖冬斩钉截铁的答案后，提问的会所老板愣了一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一般来说，艾滋病病毒侵入淋巴细胞的几率为三百分之一，但得了性病的人免疫组织受损，病毒很容易侵入，所以安全措施必不可少。”听着肖冬简单通俗的解释，在座者或微微点头，或与邻座低声耳语。

　　傍晚时分，“上完课”的男孩们从饭馆走出，“有很大触动。”一个男孩简单地总结，随即融入到夜色之中。

　　 大三男孩感染艾滋

　　作为骨干力量，宫伟没有参加高危人群志愿者干预队的这次宣讲活动。当天，他被邀请出席西北五省防艾非政府组织的经验交流。和大多数的志愿者不同，宫伟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

　　“高中时，我就发现自己喜欢的是男人。”对于自己的性取向，这个哈尔滨男孩没有避讳。2003年，考到北京读大学后，宫伟经常登录网上的同性主题聊天室。和普通的同性恋者不同，当有人半开玩笑地说“睡一晚就能拿钱”时，宫伟没有选择拒绝。

　　性工作者生涯，就这样开始了。频繁出入酒吧、KTV，在高档场所消费，攀比穿名牌……成了宫伟生活的重要内容。相比自己并不富裕的家境，很多人在此年龄都会有的虚荣心，在宫伟身上得到了满足。

　　2006年6月，当同学们或为即将到来的暑假欣喜若狂，或为寻找工作四处奔波时，宫伟却独自隐隐感到不安，因为年初时自己有过一次没有防护措施的性行为。37度的低烧已经持续了两个月，平日健壮的身体此时感觉软绵绵的，不仅无法集中精力听讲，每周还要请两天病假在宿舍休息––这对从不跷课的他来说并不多见。

　　低烧、腹泻、淋巴结肿胀……虽然怀疑自己感染了艾滋病，但当在网络搜索栏中输入“艾滋病”字样后，看到屏幕上出现与自己相同的症状时，他还是不由得恐惧起来，手心也已渗出汗水。

　　为了得到明确的答案，他前往朝阳区疾控中心进行HIV抗体检测。

　　怀着一丝侥幸的心理，他在焦灼中度过了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周。生存还是死亡？这个24岁的男孩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结果。

　　当检测化验单递到面前时，HIV抗体一栏中的“阳性”二字，让他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自己真的感染了艾滋病！

　　 流浪途中找到目标

　　“不就是一种慢性病吗？如果不暴发，活个20年没有问题的。你看我，不也活了好几年了？也许我们的时间不比别人多，但我们可以将人生浓缩为精华，这样不是更好吗……”为了迅速取得宫伟的信任，朝阳华人艾滋干预工作组负责人、有着3年志愿者经验的肖冬善意地骗宫伟，自己也是感染者。

　　看到面前这个“感染者”生龙活虎的样子，宫伟试着重新开始，暂时打消了“艾滋病等于死亡”的念头。每天，他乘坐4个小时的公交，往返于学校与朝阳疾控之间，接受专业的心理辅导和相关的艾滋病治疗知识。魂不守舍的他，经常在车开过目的地好几站后，才猛然回过神来。

　　每当想到自己的人生尚未开始，就已注定将很快结束，宫伟的脑中就乱成一团。身为家中的独生子，父母是宫伟此刻唯一的牵挂。

　　反复的思想斗争后，宫伟仍未从纠结的情绪中摆脱过来，于是接受了肖冬“出去散散心”的建议。8月，他独自登上列车。

　　离开了喧嚣的都市，行进在山中的他，开始用心去体会大自然的美。见到心动的景色，他会拍下照片发送给远在北京的肖冬，和别人分享美景的同时，宫伟慢慢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在街上，当看到路边匍匐乞讨的流浪者和拄着拐仍努力前行的残疾人时，宫伟突然有了悔意，“想到自己有着年轻的生命、健全的肢体和温暖的家庭，相比于他们，自己的不幸算得了什么呢？虽然不知道今后的路还有多长，但与其自暴自弃，还不如从现在起，认真过好每一天。”意识到每个生命都有着不同的缺憾后，迷途少年为自己逃避现实的做法感到汗颜。

　　“我寂寞了。”几个月后的一个深夜，肖冬收到了宫伟这样的短信，他开始在北京等待宫伟的回归。

　　“每个人都有享受生命的权利，艾滋病病人当然也不例外。”坦然接受了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的现实后，宫伟决定用行动阻止更多人重蹈自己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