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艾滋病服刑人员零距离接触，为他们做体检，是监狱民警王文广每日的例行工作。胡新桥文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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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新桥 本报通讯员 曾宪斌 周微明 江峰

　　武警站岗、大铁闸门，湖北省沙洋广华监狱十一监区看上去与一般监区并无二致。但是，这里却是广华监狱最为特殊的一个监区———艾滋病犯监区。

　　5年前，作为广华监狱医院副院长的王文广被调到这里当副监区长，分管在押服刑人员的医疗工作。“那一段时间里，我就想‘拖’，拖过这段时间想领导可能不要我来了。说实话，是真不想也不敢来。”王文广黑黑的脸庞透着股憨厚，不像是跟记者开玩笑。

　　5年来，这个让人“不敢来”的地方发生了什么故事？《法制日报》记者近日走进神秘的艾滋病犯监区———曾经让人谈之色变、令人不安甚至恐惧的所在，一探究竟。

　　民警首过“恐艾”关

　　“广儿，不去，你不怕，妈怕！”

　　“妈做了好多梦，梦里一群群狼咬你……”

　　面对老泪纵横的母亲，孝顺儿子王文广第一次没有听话。

　　母亲的家离艾滋病犯监区不过几十米。这几十米的路，开始时并不好迈开步子。

　　2004年9月17日，被媒体公开报道的中国首例艾滋病犯刘某被投放到沙洋广华监狱医院。刘某的到来，让王文广隐约感到，他的人生可能会有所变化。

　　此前，艾滋病人犯罪引发的社会问题已受到社会关注。在湖北省，收押并管理艾滋病服刑人员被紧急提上了议事日程。

　　2004年7月，沙洋广华监狱被确定为湖北省监狱系统关押男性艾滋病服刑人员的唯一服刑点。广华监狱监狱长余旭斌说，在人选方面，监狱党委慎之又慎，坚持四项原则———政治觉悟高、心理素质好、业务能力强、身体健康精力充沛。

　　时年32岁、监狱医院最年轻的副院长王文广成为最合适的人选。2005年3月，王文广被选派赴司法部参加艾滋病知识培训。6月18日，王文广被选派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学习。

　　面对挑选，王文广心里跟大家一样排斥。虽然是医生，他还是对艾滋病这种“世纪瘟疫”并不了解，而亲戚朋友的态度更令他不安。

　　在艾滋病犯监区组建前，这里还住着百来户人家，经常人声鼎沸，街坊邻居互相往来好不热闹。

　　“蚊子咬了病人也会传播的。”当时这个传言越传越疯，随即，周围住户搬家的速度几乎可以用“丢盔弃甲”来形容。

　　邻居都走了，王文广的母亲依然守候。老人家告诉王文广：“妈是不会搬家的，妈怕你孤单，想让你一抬头就能看见家里亮着的灯。你最好不要在这里上班，找领导要求调走，辞职也可以，我们养得起你。”

　　王文广想法的转变，是在跟随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一对一”跟踪学习后。

　　对艾滋病患者嘘寒问暖、端茶倒水，经常把他们接到家里同吃同住。这一切，桂希恩做得很自然。王文广深受感染，他也开始以临床医师的身份，默默与30多名艾滋病人进行零距离接触。

　　2005年6月21日，广华监狱艾滋病犯监区成立。作为监区唯一的“权威人士”，王文广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同事渡过“恐艾”关。

　　举办知识培训，开办宣传栏、橱窗，与值勤民警挨个谈心，经过一个月的宣传，同事们逐渐消除了“恐艾”心理。

　　艾滋病犯刺出带血针管

　　艾滋病犯监区成立后，湖北全省在押艾滋病病毒携带服刑人员，都被集中在这里关押。而之前，绝大多数服刑人员并不知道自己跟艾滋病有关，他们以为自己得的是如肝炎类的传染病。

　　按照管理规定，将病情“集体告知”是绕不开的程序，而对不知病情的服刑人员来说，“集体告知”无异于“死刑宣判”。

　　于是，“火山”爆发了：哭喊、辱骂、顶撞、叫嚣、暴力……那种濒临绝望、歇斯底里的挣扎集体爆发出来。一时间，监区上空黑云重重。

　　余旭斌说，在“集体告知”前，监狱党委专门开了三次会议，制定了详细的应急预案。“火山”压下去了，但“热暴力”平息后，这里的服刑人员都没了精气神，成天耷拉着脑袋，目光呆滞，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仿佛只是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身为医生的王文广了解其中缘由：这种表面的平静下面，可能在蓄积反抗的力量，在酝酿着更大的反抗风暴。

　　如何解除这次危机？

　　不戴手套，不穿隔离服，不佩戴防护用具，王文广一次次坐在艾滋病犯床头挨个“话疗”，他要用最坦荡的心怀唤醒最绝望的呻吟，赢得服刑人员的信任。

　　2005年8月10日，服刑人员胡某服药后称身体不适，王文广前来检查。

　　“给老子吃的什么药，肚子好痛。”胡某突然骂了起来。

　　“药都有一定的副作用，来，我先检查一下。”王文广平声静气地回答。

　　还未等测体温，胡某狠狠把体温表摔在地上，突然伸手从护士治疗盘中抢走注射器，朝自己的左臂垂直一扎，针管立即带血。

　　“反正治不好，不如拉个垫背的。”胡某从床上跳起，跃到地面，持针管刺向王文广。

　　后退、侧身，王文广成功躲避第一针后，胡某接连刺出了第二针、第三针。针针相向，险象环生……

　　胡某被制服后，走出监区的王文广顿觉两腿如棉花一样地发软，脑袋一片空白，手剧烈抖着摸出一根烟，一口气抽掉几乎一半。

　　胡某这个“堡垒”必须攻下。不然，监区的工作没法开展下去，一旦其他服刑人员都有样学样地跟民警作对，不服改造的服刑人员会成为狱中的“大爷”。

　　王文广明白，胡某这样的人越是歇斯底里，越说明他们内心的恐惧。而作为医生的他，则要用更加包容的心态对他们进行危机干预。

　　第二天，他依然坐在胡某的床头聊天：“我是医生，你是病人，不会怕你，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我们都在尽最大努力呵护你的生命。”

　　一直到第22天，胡某低头认错：“王警官，我不懂大道理，但认准了一点，以后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从身体零距离到心灵零距离

　　零距离管理推行一年后，监区终于从乱到治，各项工作步入了正轨。此时，艾滋病犯监区面临的则是，如何从身体零距离向心灵零距离拓展，让服刑人员有尊严地改造。

　　2006年8月，服刑人员邓某入监时，已经奄奄一息，一步三喘，胸腔中发出可怕的声音。王文广接手这个病人时即发现，邓某感染非常严重却没有高烧，体症与症状的背离已说明，邓某的身体几乎没有免疫力。

　　为此，监区特意在监院外给邓某设了一个小单间。

　　天气异常炎热，走进屋内，一股浓烈的味道扑鼻而来。王文广把邓某的褥单掀开，原来邓某尿床了。他从值班室拿来一套新被单，端来一盆水，边给邓某擦洗，边叮嘱说，要注意清洁卫生，有什么需要，你只要拉一下床头的报警器，我们随时就到。

　　除了端菜端饭、端屎端尿外，王文广每天还要做检查，清洗皮肤，打点滴。每次检查时，他总像医生鼓励病人那样说：“你好了很多，我们一起努力。”

　　一个月后，邓某被保外就医。临走前，他拼尽全身力气弯腰鞠躬：“谢谢，是你们，给了我做人的最后尊严。”

　　2009年3月，服刑人员郑某调来监区时，除了深部真菌感染外，还有卡氏肺孢子虫肺炎，肠道隐孢子虫感染。病毒的折磨让郑某连走一步都很困难，病情不亚于邓某。

　　对于郑某的治疗，除对症进行外，监区还特意申请了脂肪乳、氨基酸等支持治疗。

　　一个月后，郑某真菌感染得到消除；三个月后，郑某已能和正常人一样下地走路、吃饭，做简单劳动。在采访中，记者看到，郑某正在生龙活虎地打乒乓球。他高兴地对记者说：“我的命是王警官救的，我从内心感谢他。”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5年时间，监内的艾滋病服刑人员病情始终得到有效控制，改造情绪稳定，没有一例因感染而导致的死亡事例。

　　提供艾滋病犯管理样本

　　缓解医疗压力实质是为改造加码。为了制止随时发生的违纪事件，监区民警职工都有个共同约定，只要监内呼机一响，他们就在第一时间赶到。

　　2005年9月，服刑人员赵某以营养餐肥肉多为由，公开“骂、打、砸、摔”。

　　监区副教导员蔡明学站出来，给赵某戴上了脚镣手铐。旁边的服刑人员刘某站起身来，威胁、挑拨道：“公安的见我都怕，劳改警察算什么？信不信我们兄弟跟你玩一玩？”

　　面对挑衅，蔡明学决定关刘某禁闭。见动真格，刘某找到一个花钵砸向蔡明学：“出去后，第一件事就是灭了你。”

　　“我等着你！”蔡明学大声回答。

　　与此同时，王文广试图从软肋处攻破刘某的“堡垒”，以另一种方式完成对蔡明学的支持。事发一周，王文广赶赴刘某家中，刘某父母对儿子早已伤透了心，但在王文广苦心劝导下，最终同意进监探视。

　　刘某喜欢弹吉他，监区为他买了一把。在2005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刘某深情弹了一曲《献给爱丽丝》。

　　刘某说：“警官，我错了。”

　　2007年年底，监区成立了文艺、书画、体育、棋类小组，监区民警职工经常和艾滋病服刑人员一起打乒乓球、羽毛球、下棋，无论是谁输谁赢，笑声总会连绵起伏。

　　每逢春节和世界艾滋病人日，民警总要与服刑人员同台联欢，联袂演出，互道祝福，互相鼓励。

　　一些家属还被邀请到监区做帮教活动，他们对监区浓厚的人文气息赞不绝口。广东一位亲属说：“这里有笑声、有歌声，有真情、有生机，给我们的亲人树立起了生存下去的勇气和信心。”

　　5年时间里，王文广始终向病犯传递心声：坚强活下去便有希望，也许就在生命中的某一天，艾滋病就被攻破了。

　　每名刑释人员临走前，王文广都会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告诉他们，出狱后，只要有什么问题，他们首先要问王文广，到哪里去，找什么人，领什么药，王文广一一告知，每年他要接到三十多次这样的电话。

　　5年来，广华监狱艾滋病犯监区被授予集体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15名民警职工受到省监狱局以上表彰。监区也成为全国监狱系统管理艾滋病犯的一面旗帜，近3年来，北京、广东、湖南、重庆等十几个省市兄弟监狱来参观学习。

　　而在王文广和他同事心中，这仅仅是个开始。他们希望能在预防艾滋病人犯罪和管理艾滋病犯上，为湖北乃至中国提供一个可操作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