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被诊断出艾滋病，他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健康、生命，甚至还有尊严和人格。目前，柳州已经发现多例艾滋病患者，他们的境遇如何？今报记者走近了他们。

　　我要回家

     关门的一瞬间，身后突然传来他的一声尖叫：“我要回家！”主任说，他可能再也回不了家了，这里大概就是他最后的归宿。

　　柳州，星期天早晨，北风潇瑟，寒雨浸骨。

　　一家医院的朋友小吴，把我带到传染病房。主任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他刚刚查完病房，右手戴着一只手套，说是天冷，手开裂了，戴上手套以防意外。

　　主任和小吴把我带到艾滋病人的病房。尽管我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而且也早就知道艾滋病病毒不会通过空气和一般生活接触传播，但是，第一次近距离地面对艾滋病患者，恐惧依然无法避免，我感到自己的双腿在微微颤抖。小吴问我是不是有点害怕，我没有作声。

     9号床的艾滋病人独自住在一间病房，一根铁线把门锁缠死了。主任一边解着铁线，一边对我说：“这个病人原来是吸毒的，毒瘾经常发作。发作的时候，到处乱跑，现在走不动了，就爬着出来，所以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措施。”

    推开门，只见病床上那个人面色黑黄，颧骨高耸，嘴角糜烂，目光散淡，神情恍惚。

     “我们来看你了。”主任和小吴靠近他，我跟在他们身后。

     “哦，好啊！”他眼睛亮了一下，声音飘飘的。     “你感觉怎么样？”

     “痛，全身都痛，动都不能动。”

     主任说，这个病人已经出现并发症，全身免疫系统不行了，五脏六腑被病毒严重侵蚀，前段时间发烧呕吐很厉害，这两天用了一些药，稍稍缓解。不过，只是暂时的。

     他今年34岁，住在柳州市荣军路，家里只有两个亲人：母亲和姐姐。他静脉注射吸毒多年，家当早就被他吸空了。母亲气出一身病，3年前就已瘫痪在床，年近40岁的姐姐操心不已，至今仍孤身一人。没钱买毒品后，他就去抢劫，后来被捕入狱了。

     11月10日，他被狱警送进了传染科。一查，发现是患了艾滋病，而且出现了并发症。主任说，他的病是静脉注射吸毒感染上的，估计生存时日不多了。

     姐姐来医院看过他，得知是这个病，很绝望。她是普通工人，辛辛苦苦挣到的钱还不够家里的基本开支。要给他治病，一天至少得花上六七十块钱，要命的是，这个病根本无法治愈。无可奈何，只好把他留在医院。

     “想家吗？”

     他沉默不语，眼睛空空洞洞地望着我们。我们默默地离开了他的病房。关门的一瞬间，身后突然传来他的一声尖叫：“我要回家！”主任说，他可能再也回不了家了，这里大概就是他最后的归宿。

　　怀念从前

     “我不怕死，但是我害怕别人知道我得了艾滋病。你千万不要写我的名字，好吗？”

    9床的隔壁病房还躺着两个男性艾滋病患者。

     4床是来自柳江县里雍镇的病人，正打着吊针输着氧气，看上去情形和9床相差无几，不同的是他的身边有几个亲人陪着，一个是姐，一个是哥，还有一个老人是他的姨娘。主任说，像这样有亲人陪在身边的实在稀少。

     “知道你弟得了什么病吗？”

     “肝硬化，肺气肿，好像还有别的病吧？”四床的姐姐说。

     “如果他得了艾滋病，你们还会来陪他吗？”     “不可能是那种病！我们都住在农村，农村不可能有那种病！”

     这位姐姐一脸的惊恐和疑惑，她认为艾滋病只有那些作风不正派的人才会惹上，但医生明确告诉她，他弟弟是因为静脉吸毒而染上艾滋病的，现在已经到了晚期。

     病人的姐姐和哥哥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他们一直以为弟弟内脏有病，没想到会病得那么恐怖。不过，他们表示，不管弟弟怎样，他们都会陪在他身边。“我们是他的亲人，要是我们丢下他不管，就不会再有人理他了。”姐姐的眼睛红了。

     浓眉大眼的6床是鹿寨人，看起来显得比较年轻健康。见我们走进来，他冲我们笑了笑。不过，笑容有点勉强和无奈。

     他说自己今年30岁了，两个月前，感觉全身无力，呕吐不止，一直发低烧，在鹿寨县医院作了检查，发现得了甲肝和丙肝。

     “这种病特别麻烦，医生说很难治，要我来柳州看一下。我到这家医院门诊抽血作了检查，第二天就转到传染病房来了。”停了停，他突然问我们：“不会是艾滋病吧？”     主任说：“还没有最后确诊，你别多想。”

     “那今天有个医生说，我可能得了艾滋病。我问他是不是有了结果，他支支吾吾的。我急了，就对他说：‘你说话要负责任，如果我不是艾滋病，那你可不能乱说，这样对病人会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你们说是吗？”

     “假如是呢？”

    “是就没办法了，唉。”他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他又问：“艾滋病有初筛期、窗口期、潜伏期、发作期，我到了哪个期呀？是不是窗口期？”看来他对艾滋病了如指掌，对自己的病情似乎也心里有底了。

     其实他早就被确诊了，现在已经到了发作期。     “你怕吗？”我轻轻地问他。

     “怕也没有用，这条路是自己走的。”

     他是1998年上“路”的。那时他26岁，自己搞运输，钱来得很快，有时一个月可赚上万元，至少也有好几千块。一个夏日的晚上，他跑车回来，感觉有点疲惫，想睡觉，来了个朋友，还带了白粉。那个人叫他尝尝，他没有拒绝，吸了一口，“感觉灵魂一下子飘上了天堂”。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后来由鼻吸改为静脉注射，身上的血管都扎遍了，成了当地有名的“瘾君子”。几年赚来的钱转眼灰飞烟灭，最终成了穷光蛋，未婚妻也离他而去了。

     “白粉真的是魔鬼，被它缠上了就脱不了身，只有死路一条。”     他说，要是让人知道他得了这种病，病毒还没来得及将他消灭，旁人的唾沫可能就先把他淹死了。     “要是能重新来过就好了。”他自言自语。他说非常怀念吸毒以前的日子，怀念那曾经拥有过的甜蜜爱情，温暖的家，健壮的身体。而这一切，正离他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了。

     “唉！”与我们告别的时候，他重重地长叹了一口气。

     爱莫能助

    什么时候艾滋病人才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呢？那一天，或许很远，或许很近。

     “这些病人的结局都是惨不忍睹的。”走出病房，主任告诉我。从去年7月份到现在，他们传染科就收治了二十来个艾滋病患者，有些病人送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到了发作期，不到两个月，就去了。

     这些病人大多数是男性，只有3个女子，90%以上是因为静脉吸毒而感染上的。因家产被他们耗空，亲人大都对他们绝望了。况且得了这种病，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一家人根本就没法活下去。所以有的把病人送到这里后，丢下一句“随便你们怎么处理”就再也没了踪影。于是，吃饭、用药都是医院负担了。

     “我们也无法给他们提供太多的帮助。”

    主任告诉记者，以他们目前的医疗水准，根本无法对抗艾滋病毒，他们只能对病毒引起的局部感染作些处理。     “有些病人被社会和亲人遗弃了，我们这里就成了他们人生最后的驿站，所以我们的压力非常大，单是资金方面就已不堪重负。”主任告诉记者，每收治一个艾滋病人，他们要倒贴四五千块钱。

     “你同情他们吗？”

    “怎么说呢？想起他们是因为吸毒才感染上这种病，觉得有些可恨。但作为一个生命，应该同情，何况我是一个医生，更应该尽最大的努力，给他们多一点人道主义关怀。”     主任说，他们希望能够唤起更多的人来关注艾滋病患者，给他们以常人的同情和关怀，但是，目前难度很大。     “别说是艾滋病人，就是跟别人说我们在传染科工作，人家都会远远地避开。要是知道这里收治了艾滋病人，其他病人不吓跑才怪。”

    在传染科做了二十多年护理工作的护士长说，她已经习惯了。1996年，柳州市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就是她护理的，那时还不知道那人得了艾滋病，等到确诊的时候，他已经出院了。

     “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好在没事。”

    护理艾滋病人，需要一定的勇气和胆量，特别是冬天，给他们打针，那可真要小心翼翼，因为冬天护士们的手很容易开裂受伤。

     我看见一个护士给4号床打针。病人因长期静脉注射吸毒，身上的血管全被糟蹋了，变得跟铁丝一样坚硬。要找一个能扎针的地方，实在不容易。打针的护士只好脱下手套，轻轻地触摸血管，找准了，再把针慢慢地推进去。

     “为什么脱下手套？”事后，我问护士。

     “戴着手套不方便，针扎不准，增加病人的痛苦。”     其实正常护理护士们都不怕，怕的是那些脾气暴躁、不讲道理的病人，特别是那些抱着“我是艾滋病我怕谁”态度的患者。

     “今天7月的一天晚上，大概有十点多了，有个病人说要吃白切鸡。值班护士说这么晚了，哪里还有白切鸡呀。那人不管，一定要吃，护士没办法。他就拿起一把水果刀，唰唰地朝板凳上砍去，把我们的护士吓得脚都软了。第二天早上，我给他做心理护理，和他好好讲道理，他听了，以后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了。”

    护士长说，毕竟是一条生命，走到今天，他们已经为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更何况，到了这个份上，他们的生命去日无多，所以大家觉得应该待他们好一些。

     从医院出来，小吴给我讲起另外一个艾滋病人的遭遇。那个男子被确诊患艾滋病后，家人把他送到偏远的山村，租了一间破旧的泥房，让他一个人住了进去。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药物，没有亲人。他就在那里度过了最后的人生：孤独，恐惧，绝望，痛苦……

    什么时候艾滋病人才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呢？那一天，或许很远，或许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