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莲芝已经是七十来岁的人了，却不像大多数老人一样颐养天年。因为她是中国治疗艾滋病的顶尖权威，人称中国艾滋病首席医生。病人们爱戴她，亲切地叫她徐妈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夫人称她是防治艾滋病的世界级功臣。徐莲芝说：我们虽然为病人解除了一点痛苦，但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眼看着“艾滋狼”在疯狂地吃人，作为医生却无可奈何，没有比这更让人痛苦的了。
由于妈妈的病痛和弟弟的夭折，徐莲芝从小就立志当一名医生。她说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既是自己的工作和责任，也是幸福和快乐。正是这种信念，使得她对如狼似虎的艾滋病无所畏惧。
在我小的时候，妈妈的身体不好，饱受病痛的折磨，以致若干年后我回忆起妈妈时，总是看见她在大把地吃药，听见她那痛苦的呻吟。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四岁的弟弟又因病夭折了。现在回想起来弟弟的病就是消化不良症，根本不至于死人的，就因为庸医误命啊。困顿时，人就会产生幻想，当时我就想，假如我们家有个医生，假如我就是医生，能治疗各种疑难病症该有多好啊！那样，妈妈就能摆脱病魔的纠缠，弟弟也就不会被误治而死了。
所以在后来报考大学时，我第一志愿是学医，第二志愿是学医，第三志愿还是学医。从拿起听诊器的第一天开始，我便在心中立下一个承诺：去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这既是我的工作和责任，也是我的幸福和快乐。
自从1990年接治国内第一例HIV感染的出国劳务人员以来，我已亲手治疗了几百例艾滋病患者。当时有关艾滋病的知识还不够普及，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害怕接触这个病。看见我无所畏惧地向前冲，一些人不解地问我，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我确实一点也不害怕，这倒不是因为我胆量有多大，更说不上觉悟有多高，而是我的专业和性格让我不怕。我是搞传染病的，与各种传染病人打了四十多年交道。艾滋病算得了什么，它不过属于乙类传染病。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我国流行性脑炎的高发期，它是经呼吸道传染的疾病，传染性更强，送到医院的病人都是昏迷状态。每遇生命垂危的病人我们都会本能地拽下口罩实施人工呼吸。过后最多只是漱漱口，吃一点磺胺类药物以防万一。虽说这样做太危险，不宜提倡，但作为医生必须具备这种精神，和战场上的战士一样，危急时刻要敢于冲上去，随时作好献身的准备，这是天职啊。
当然，我还是关注自己健康的，每年坚持体检。就是工作起来顾不上许多。前不久，我手指不慎弄破了，贴上了一块药布我就去查房，倒是我的病人大惊失色地喊住我，让我马上离开这儿。
我的患者中有一位曾在非洲工作，就因为在当地拔牙而感染艾滋病。在非洲工作时，他接受的是半军事化管理，上街须三个人同行才能获准，他根本没有机会行为不轨。但没有人听信他的解释。他丢了工作，失去朋友，连亲属都不愿和他来往。他饱尝精神和肉体折磨，最后想报复一些人就自杀。后来他在咨询中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尽最大可能关心他帮助他，使他打消了原来的想法。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在一份报告中所说：“我们必须继续与视艾滋病为耻辱的观念进行斗争。把艾滋病藏在耻辱的幕后反而会帮助它的蔓延。勇敢地说出有关艾滋病的问题才能减慢它的传播速度。”
我总共接诊五百多次，HIV呈阳性的只是一百多例，很多人都是自我恐惧，自我怀疑。因此排除说服非患者，成为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
一次一位四十多岁的知识分子如约前来，说自己感染了艾滋病，央求我给他确诊治疗。他言辞恳切，声泪俱下，说自己在某个场合与一个女子有了性接触，不久后便发烧，消瘦，食欲性欲减退。他认定是得了艾滋病，又不敢去医院求治，已经强忍了八个月。我说你亲近的人中谁最了解你？他说是妻子，我说明天你和妻子一起来，我给你做全面检查。在体检中我发现他的肺部有问题，准确地说有一侧的呼吸已经听不到了。转院后不久，他妻子告诉我他已被确诊为肺癌。可他在手术后仍不断地给我打电话，坚称自己是艾滋病，希望转回我这里治疗。
1996年春节前，在单位的新年聚餐会就要开始时，有一个病人打电话求助，同事们都希望我能参加聚会，说春节后再约吧。我婉拒了大家的好意。每位艾滋病患者都是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才敢来就诊的，必须保护他们的积极性。
因为他目前仍在接受治疗，不宜暴露真实姓名，就叫他H吧。
他非常焦虑地向我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他年仅二十八岁，是同性恋者，近来经常发烧，全身乏力，淋巴节肿大，他的性伴中已经有人患艾滋病。
经过抗体试验，为阳性。他确是一名艾滋病人。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对确诊的艾滋病患者，医患之间的第一次交谈非常关键。要多用关切启发式语言，要给他们指出希望的所在，要让他们真切感受到我们是可以信赖并能给他以帮助的人。
看着我手里的检测报告，H一脸恐怖，眼睛瞪得大大的，不停地向我追问结果。为了尽量淡化他的阳性反应，我平静地说：“因为你早有思想准备，不错，正像你想象的那样。”不等我往下讲，他哭了，低着头抽泣不止：“徐阿姨，我可怎么办呢？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半个月后的一天深夜，我突然接到H的电话。他声音模糊，像是喝醉了酒，说是要和我作最后的告别：“让我最后叫您一声‘妈妈’吧，希望您能大声地答应我，我现在特别想妈妈。这世界上已没有几个人挽留我，我知道这样做很对不起您，但我还是要走了……”我急了，问谁在他身边，他说小万在身边，我说快让小万接电话。我严肃地警告小万，H的安危由他负全责，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马上叫一辆车把H送到我这里来。小万还算听话，他采纳了我的意见。
我立即穿好衣服，出门去迎他们。
当时已是11月份，站在瑟瑟的寒风中，我有一点发抖。很多人说我从事着一项艰难的工作，与医生的概念相去甚远。我却不以为然，只要是工作就总得有人去做。在深夜的寒风中焦急地等待了近一个小时后，我才体会到了一点所谓“艰难”的滋味。在我的不懈努力下，终于成了我的住院病人。在他生日的那天，我亲手做了一张贺卡，上面画了两颗心，为写那一句话，我想了许久：“心灵的力量是永恒而不可战胜的。”
一晃三年过去了，一直坚持治疗，病情也比较稳定，为筹措治疗经费，他开了一家专卖装饰画的商店，生意还不错。他家里人也早已和我取得联系，在确定帮助他的办法时就和我一起商量。现在H每周打来一次电话汇报自己的情况，每次我都叮嘱他少喝酒，不要吃冷食物。
为了让艾滋病患者有一个沟通畅叙的地方，我们特意腾出一间病房作为“常回家看看”的活动园地。艾滋病感染者或他们的家属，包括已经接受治疗和尚未接受治疗的，都可以参加活动。活动的宗旨就是沟通信息和思想，互相倾诉，彼此鼓励。后来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爱心家园”。H每个月都到爱心家园来，帮助我做新病友的思想工作。有的人或碍于情面或性格孤僻，不愿意来，不愿意交流，我们也不勉强。与癌症患者一样，心胸开朗，积极配合治疗，与性格封闭不能配合治疗的，存活时间和治疗效果都是有很大差异的。
我曾接诊过一对艾滋病患者夫妻，男的急性发作，到医院一个多小时就死了。我帮助他的妻子小冯料理完丧事，建议她也去医院查一查，不料，她却跟我吼起来：“我们的灾难已经够多了，我还有十岁的孩子啊。”
他们夫妻二人都是外资企业的中方代理，我对他们的了解仅此而已。以后，她和我说了真心话。我很高兴，因为让艾滋病人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
她谈到自己天真烂漫的童年和青春岁月，谈到她曾经美满幸福的婚姻家庭，还谈到她奋斗的坎坷与艰辛，最后她谈到死亡谈到孩子，她说：“真没想到您会对我这么好，使我再想到自杀就觉得惭愧，觉得对不起您。我虽然给孩子留下了房子和部分财产，但我不知我委托的人日后能否尽心地照顾好我的孩子，如果您能替我……”
我不想让她再说下去，赶快岔开她的话题。不是我自私。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身体又不是很好，实在不敢轻易答应别人的请求。不能兑现的承诺，对双方都是难以解脱的折磨呀。
后来小冯去世了，在帮助她料理丧事的时候，我看到了他们不幸而又可爱的孩子——婷婷。两年前我送走了她的父亲，现在又送走了她的母亲。看见孩子，让我既心痛又内疚。
孩子很懂事地走过来给我鞠躬，说徐奶奶我早就听说您了。我握着孩子的双手说：“好孩子，今后要保重自己，要好好地生活，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就来找我。”
以前每送走一位艾滋病人，我就与他们的亲属断绝往来，但这次是唯一的例外。不是我冷血，而是我得替人家着想。每个艾滋病患者，都为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烦恼。病人一旦去世了，他们的生活才能逐渐恢复平静。我又何必去打扰他们的生活呢？
在小冯夫妻俩相继去世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我提着一盒月饼去看婷婷，还让她作了体检。所幸的是，她最终的血检结果呈阴性，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做医生几十年，徐莲芝就忙了几十年，从未留给自己一点时间。所以有人说她是没有自己时间的医生。假如真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她会做什么呢？
我们全家都是搞医的，我和爱人是大学同学。日常生活十分简单，家里的陈设大多都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古董，一张几十块钱的旧饭桌，用了近三十年也舍不得扔。我肯定不是出色的家庭主妇，好多事我都做不来，就拿做饭为例，我常做的就是煮面条。只有孩子们回来或有亲戚朋友来，才郑重地做几样饭菜。
好在我和爱人在大学时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做了四十多年的医生，我突出的感觉就是时间不够用，知识不够用，病人的痛苦总是让我心绪不宁，牵肠挂肚，惟有不停地工作才能慰藉我无能为力的歉疚。
目前有一点时间都用在写书上了，已先后出版了《艾滋病临床病例图谱》、《实用艾滋病治疗指南》等书，现在正在整理典型病例。好在除工作之外，没有其他嗜好。文艺、体育都不行，只有从小就喜欢画画，只是喜欢而已，一直没有机会受专门训练。但这毕竟是我有待实现的心愿，有画展什么的我总想去看一看。
除医生之外，只有绘画最适合我。我早就想好了，等我真的不做事了，就一定去学绘画，我相信是能画出一点成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