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旺角一家小书店里，一个蓄着小山羊胡，穿着白袜子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摇起油纸扇驱暑。
        不到十分钟，20平方米大的空间挤进了二十多名这样的男子，他们都是来参加一本新书发布会。发布会的主角之一是汪明（化名），在香港，他被称为“哥哥仔”，一名男性性工作者。
        “大部分卖淫者都渴望爱情，但却得不到爱情。”25岁的汪明来自内地，他因交不出一万元人民币的大学学费，两年前加入了卖淫的行列，开始往来于内地和香港，为男性提供性服务。
        有一次汪明在香港接客的时候，被一名中年男子拿走电话并控制行动，他向关注男性性工作者权益的香港社会组织团体—“午夜蓝”求助，才顺利脱身。
        据“午夜蓝”估计，2010年香港约有一千多名本地的男性性工作者，主要服务于男性顾客，年龄介于20到30岁之间，每星期大约还有200位内地“哥哥仔”到香港接客做生意。
        从“师巫”到“哥哥仔”
        在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中，对男性出卖肉体极为鄙视，认为男性性工作者是污辱并出卖了男性的地位与自尊。香港的“午夜蓝”除了打破世俗观念，为男性性工作者提供紧急救援服务之外，也着手记录“哥哥仔”们的历史与现在。
        “宋朝是男性性工作者出现在文字记载中最早、也最繁盛的年代。当时陶谷在《清异录》中记载：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金京所鬻色户，将乃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贷，进退怡然，遂成蜂巢，又不只风月作坊也。”“午夜蓝”强调，《清异录》书中提及的“蜂巢”，首次点出了中国历史上“男妓院”的存在。当时在北宋的京师汴京，有数以万计的男妓靠出卖色相赚取钱财。
        “午夜蓝”指出，到了南宋时期，男性性工作者大多身穿女装并施以脂粉，彼此之间以女性身份交往，当时带头的被称为“师巫”、“行头”。虽然宋徽宗时曾下令立法禁止男娼，但到了明朝和清朝，男妓却依然兴盛。清朝梨园以卖淫为副业的“优伶”，甚至进驻了北京著名的“八大胡同”。
        “1990年后，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城市繁荣兴盛，以服务男性或跨性别人士为主的性产业也应运而生，出现了各种会所、休闲中心、夜总会。”尽管如此，令“午夜蓝”感叹的是，从宋代的“师巫”、清朝梨园的“男优伶”、中国内地的“MB”（Money Boy），到香港的“哥哥仔”，跨越了上千年，男性性工作者以不同面貌出现，但是在近代历史上却没有详细的记载，甚为可惜。
        “从古至今，无论多么高压的法令，都无法消除人们心底的欲望，人性自然的需求。”“午夜蓝”强调，在图书馆可以轻易地找到关于十大名妓的故事，但却很难找到一本关于男妓的典籍。正因为如此，“午夜蓝”除了派发安全套、倡导艾滋防治工作外，还花了两年的时间，搜集八位内地“哥哥仔”的故事，出版成《性路无疆》一书。
        街头的诱惑
        在香港，一楼一凤的性交易是合法的，但是按摩却不合法。为了规避刑责，“哥哥仔”想出各种不同的方法来招揽客人。除了“脚底按摩”的宣传标语外，“前列腺按摩”、“大腿筋按摩”等术语也应运而生。为了生存，甚至在香港警方把佐敦地铁站附近的“姐姐仔”都赶跑的时候，“哥哥仔”仍在继续揽客。
        “哥哥仔”们为了保障自身安全，通常会和客人约在十字路口见面，但避免不了潜在的风险。在2010年4、5月间，“午夜蓝”就接获了40多通“哥哥仔”的求助电话，当地嫖客圈出现了一位“危险客人”，专门针对长相清秀的男妓下手抢劫、施暴。
        “我觉得，嫖客也好，‘仔’也好，大部分都是有情人。”汪明说，他从内地转战香港卖淫期间，遇到了各行各业的客人，其中包括工厂老板、民工、上班族等，年纪从18到80岁不等。他遇到的大部分嫖客都是很有礼貌。当然，那个软禁他的中年男子除外。“那个男子说要包养我，不让我接客，没收我的手机，切断我和外界的联络。”汪明说，后来幸好自己想办法联系上“午夜蓝”，才知道该如何运用香港本地的法律警告对方，让他知难而退。
        为了赚更多的钱，汪明曾经离开内地和香港，远赴国外卖淫。“我在新加坡的时候，买一台计算机，下载翻译软件之后就开始工作了。”
        在汪明看来，“香港嫖客的素质比新加坡要高，有些人时不时会打电话来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我有机会再去找你。还有客人会拿钱给我要我好好念书。”他的感觉是，香港的嫖客比较“有礼貌”。
        潜在的危险
        “人非圣贤，是人就有性，圣人也有性啊。”《性路无疆》男主角之一、从小就喜欢男生的阿杰表示，性工作不是外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他的第一个客人是盲人，后来的熟客还有和尚、道士等“同道中人”。
        阿杰说，刚入行时，他曾经历过被嫖客捆绑抽打，以及会所“妈咪”的恶意敲诈骗钱，反倒是残疾嫖客对他有更多的尊重和爱护。
        “后来我得了艾滋，是阳性的。”阿杰说，做“哥哥仔”的风险之一就是不知道何时会感染梅毒、艾滋等疾病。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后，阿杰对于未来不敢有太多期望。他暗自思忖，万一日后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自己只能回到农村老家。“或许有一天让我碰上一个带着小孩、没有男人的女人，做那种有名无实的夫妻。”
        “哥哥仔”们在尔虞我诈的性交易世界里奋力摸索，不但要面对恶意剥削的老鸨、伪善傲慢的强势消费者、轻蔑霸道的警察以及彼此竞争合作的同行，有时候，连自己也可能会在这个圈子里迷失方向。
        “我真的觉得很离谱，有两个女人在五个多月中为我打掉了小孩。”阿力（化名）说，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所有开销都是他做MB（Money Boy）赚来的钱。
        从来没有接触过同性恋的阿力，在年少时和两个女孩恋爱、分手之后，开始转变性情，为了在短时间内赚钱糊口，就此踏上了“哥哥仔”的卖淫之路。卖淫期间，他还继续交女朋友，经常一周中有两天陪伴女朋友，两天留给男朋友，周末忙着接客做生意，另外还有一天留给自己，发呆放空。
        “从踏进同志圈的那一天我就想过，将来会不会变成Gay（同性恋）。”阿力说，他需要男人给他钱，却又离不开女性的世界。对于自己的性取向，阿力开始混淆了。
        为了确认自己是否为同性恋，阿力在互联网上做了自我测试。“那个测试说，如果一个男孩的鞋子多过七双的话，那一定是Gay，可是现在我家里已经有十几双鞋。”他又开始疑惑了。